核心观点
1．美国人均从GDP1．7万美元发展至2．5万美元期间，欧盟及日本人均GDP1．0万美元发展至2．0万美元期间，都伴随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这是生活水平提高导致用能消费增长的必然趋势。我国目前正处于这个区间，城市生活领域的资源能源需求还将持续增长。
2．两个阶段绿色发展策略的差异性：2030年碳达峰前，重点考虑以绿色方式满足人民的新增生活需求，推动成熟绿色技术应用与普及，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压低峰值；2060年碳中和前，全面推广创新绿色技术在社区的应用，全面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与治理体系，实现净零排放。
3．基于社区类型的绿色技术集成建议：一般老旧小区更新应当从投入相对小，效益突出的领域入手，逐步升级改造，重点应在市政、建筑领域的绿色更新；老龄化与中低收入社区更新要更多采用低成本技术，在减碳的过程中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可再生资源富集地区的社区更新要采用绿色技术和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对于私有住房、一家一户分散更新的社区应当重点关注低成本、分布式技术的集成应用，把建筑建造、绿色改造和市政设施的绿色技术进行高度集成。
4．社区绿色更新中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主要有低碳消费、减量使用和缩短碳链，绿色生活方式必须要有政府的支持，主要包括政策领域、治理领域以及设施方面的保障。
5．碳中和进程中应更加关注女性在社区绿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的支撑；探索有利于老人、儿童，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生活品质提高的社区绿色更新。
讲话全文
本文系李晓江先生在“中国碳中和创新论坛首届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刘志主任提出，我们国家从节能减排到绿色低碳就是从“条条”系统走向“块块”系统的过程，而我们研究城市和社区，就是典型的“块块”。过去我们都用“条条”推动各行各业的减排、节能，最后达到减碳的效果，现在在新的“双碳”战略上向地域、行政单元和空间转移，成了非常现实的要求。
我最近重点研究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需求，这样的需求在物质上是否已做好准备，以及对绿色低碳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因为美好生活的需求不应该是以贫困时代、短缺时代节约的概念来实现，应该是真正能够享受更多的福利。党中央、国务院文件里提出了三个时间点的目标，我认为比较重要且影响更大的是在传统的能源、工业、交通、建筑领域中，把建筑领域变成了城乡建设领域。这里面隐含着从系统到地域的转变，带来的好处就是可以更加综合的去判断、研究并建立系统性对策。地域是一个活动场所和空间，具有更高的综合性和系统性，这也是从“条条”向“块块”转变的过程。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我们在生产领域的碳又降不下来，这可能是中国最难受的时候。
从北美、欧洲发展实际来看，大体上人均GDP到了两万美元、三万美元的水平以后，能源消耗不会上涨而是平稳或下降。当前中国正在爬坡阶段，人均GDP在一万美元。在碳达峰、碳中和两个时间节点的目标下怎么思考城市和社区。在世锦主任国合会项目里面，我们提出两个阶段的绿色发展或者去碳的策略应该有差异性，在2030年之前我们重点还是要考虑利用绿色的方式满足人们新增的需求，通过推广绿色生活方式来压低峰值，2030年以后更多走向全面净零排放。不同阶段的策略不同是因为我们国家发展水平和消费需求阶段性的不同。通过研究分析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生活领域的用电增长情况，2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最好的十个城市生活领域的用电快速增长，远远超过工业领域的用电增速。当前我国的消费在什么水平？中国人均GDP到了一万美元，但人均消费支出占比很低。消费水平较低一方面抑制居民的消费和美好生活的满足；另一方面，过度的基建带动造成更高的碳排放。一方面是很高的碳排放；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美好生活很难真正得到实现。通过对比发现，我国GDP是美国的1／6，但人均消费支出只有美国的1／14。上海人均GDP占到美国的1／4，但消费只有美国的1／8。从消费结构来讲，美国基础性消费（衣食住行）只占到50％，中国占到80％左右，和墨西哥是一个水平。更何况我国家庭资产里面70％到80％在住房上，而所有发达国家住房占比都在30％左右。
所以，我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变和GDP持续上升，我国消费会产生巨大的需求。我国如何从绿色低碳的角度、去碳的角度应对这个巨大的需求将变得很重要。这是国合会在世锦主任领导下完成的第二期城市社区绿色更新项目，通过对上海、江山、重庆、深圳的五个社区进行一手资料的收集，分析居民生活领域和社区层面的碳排放。五个社区的规模不一样，收入水平不一样，家庭生活方式不一样，家庭组成不一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不同城市和不同人群的碳排放状况。
我们重点从能源、交通、市政、生活（只统计食物）等领域分析碳排放和碳汇。生活领域五个社区的营养物摄入产生的碳排放一样，说明不同城市和不同收入水平的社区居民的营养与食物、摄入水平相似。但其他方面，各个社区之间总的碳排放量差距巨大。低的只有一吨，像江山的老旧穷社区；比较低的是深圳的城中村，这与单身的生活方式有关；上海高达2到2．5吨之间，重庆居于中间。这样的图景表明，我国城市社区之间、居民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生活领域的碳排放差距很大。把碳排放量换算到单位建筑面积时发现，深圳的城中村社区由于人均居住面积很低和单身生活方式，单位面积的碳排放水平很高。这项研究表明，社区之间、人群之间生活碳排放差异很大。过去经常简单的用人均或者单位面积来推算碳排放的方法太过粗线条，其结果值得质疑。
进一步分析，同样是用水，上海两个社区的用水大概是深圳的三倍，是重庆的两倍。同样是用电，上海两个社区的人均用电是重庆的两倍多，是江山这样一个老旧社区的三倍以上。在用气方面，重庆用气很高要比上海高出一倍多。这都是消费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收入水平带来的变化。对中国城市社区和生活领域未来的需求和碳排放的图景没有足够的预期，我们设计去碳路径上会有误区。我一直讲中国不需要低水平的、以减少需求的方式来实现的碳中和，我们应该是高水平和充分享受的、充分有获得感、同时又是绿色生活方式的去碳路径。我和同行们在讨论时经常举的例子，我们经常讲人走灯灭，我们去看英联邦国家住宅楼道的灯晚上永远是亮的状态，提出碳中和目标，也并不是要降低生活水平和质量，因为舒适性、物质享受、安全性跟减碳至少同样重要。所以，详细的碳计量和更加准确的情景分析让我们更加正确地认识我们美好生活需要所产生的新的增量，在去碳的框架里面如何进行考虑和应对。
在交通方面也可以发现不同的城市交通出行距离很明显不同。上海通勤距离十公里以上，深圳城中村居民会选择相对比较近的场所来租房，重庆介于中间，由此带来的碳排放也不一样。我们把这两组数据放在一起比较发现，碳排放和人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居住水平、老龄化年轻化有关，老年人和年轻人至少在生活场景里面碳排放比较低。核心家庭（一对夫妇带着孩子）和主干家庭（三代、四代同堂）以及单身家庭碳排放不一样。商品住房、私有房、出租房的碳排放情况也不一样。这项研究给我们展示了非常丰富的生活领域或社区层面的碳排放图景。由此我们做了进一步的预测。在国合会的项目中，我们预测太乐观了，认为增长一倍或50％就够了。在国合会的项目结束以后，又利用能源基金会项目开展更加深入的预测分析。预测如果把握不准或者把握的差距过大，我们设计的去碳路径是一个误区或者陷阱。
国际数据表明，先进发达国家在生活领域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都是我国的三到五倍。中国生活领域和家庭用能在全世界排名很低，甚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得多。未来这块的需求是怎样的前景？根据我们的研究，未来社区层面和生活领域的去碳，前提是实现美好生活，路径一方面是全面推广绿色技术；另一方面是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只有这两个路径的叠加，才是我们经常讲的所谓强化型系统性的脱碳路径，才可能支持国家实现双碳目标。
在课题当中我们也认真分析了，如哈马碧、皇家海港城等，北欧、西欧很成功的零碳社区的经验，毕竟他们从十多年前就提出了做零碳社区，我们到2020年以后才开始做。他们在具体的绿色技术应用和绿色生活方式推广的做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些经验对于我们有很强的启发。
去碳也好，绿色发展也好，我们从“条条”转向地域时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就是技术的集成应用。到了地域上，社区、园区、街区，去碳最大的优势是集成。
地域视角的去碳：一定不要过分强调单项技术的应用。在海南的一个案例中，我们发现把所有建筑要做到绿色三星标准，整个投资要增加1．4亿，反过来如果我们做更多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大概用只需要十分之一的投资就可以达到三星标准所产生的节能效应。在一个空间和系统里，以去碳为目标，而不是以具体的技术方案为目标，更多的去思考不同的需求和不同条件下的方案选择与技术集成给我们带来的全新机会。在社区更新中，对于老龄化和低收入的社区，一方面要考虑财务可承受性，也要考虑通过技术集成来降低生活成本的机会；可再生能源富集地区，强化可再生能源利用可能比减少能源消耗来获得的效益更高；私人住房应当重点关注低成本、分布式技术的集成应用，把建筑建造、绿色改造和市政设施的绿色技术进行高度集成。在绿色生活方式推广方面，我们总结了低碳消费、减量使用、缩短碳链三个路径。行为当中把碳链条缩短可以起到很好的减碳效应。我们认为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必须要有政府的支持，政府各种政策上、治理上、设施上的保障。
国合会所有的项目报告都必须有性别问题的讨论和社会公平问题的讨论，这也是绿色低碳当中不能或缺的一个考量和评价。法国政府用三年时间把反碳税的“黄背心”运动变成一场国民气候运动，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这样运动推广和提出的建议对全社会提高对气候问题的警惕，对去碳达成全社会共识和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